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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水和諧需有哪些應對?
更新於2009/10/20 10:29:27

人水和諧需有哪些應對?

     人與河流唇齒相依,休戚與共。然而我們賴以生存的河流卻正麵臨著一場空前的危機:河源衰退、河槽淤塞、河床萎縮、河道斷流、水體汙染……正是這些危機,讓我們不得不麵臨全國性“缺水難題”。

3月22日是主題為“應對水短缺”的第15個世界水日,同時也是我國第20個“中國水周”啟動的第一天。四川省政府在成都隆重舉行了主題為“應對水短缺”和“促進人水和諧”的座談會,旨在解決當前全省麵臨的幹旱缺水、水汙染等難題。
節約用水,提倡了多年,效果總不那麽如意。岷江,作為孕育了成都市區在內的成都平原廣大眾生的“母親河”,20年來其水流量正不斷銳減,成都也早就進入了缺水城市……全國、全球水短缺情況更不容樂觀。那麽,麵對缺水,謀求人水和諧,我們需要哪些應對措施呢?為此,我們約請部分作者發表了看法。
缺少懺悔式文明
司欣(江蘇 職員)
水資源保護麵臨著空前危機。而國人節水意識的淡薄,無疑在加劇著中國的飲用水危機。
記得有個小故事說:我請新西蘭來的表姐到家吃飯,飯後表姐幫我洗碗。看到我用很大的水流衝洗餐具,表姐急了,“停!停!怎麽可以這樣洗碗?要這樣,放一盆水,全部擦洗後,再放盆水過幹淨即可。”我不以為然,“我不在乎那點水錢。”結果表姐生氣地說,“你不在乎那點錢,難道家家有房,戶戶有車的新西蘭人就在乎?人們在乎的是水!”
一語驚醒夢中人!我們在乎過水嗎?我們很多時候在乎的是錢啊。節約水者當然大有人在,但那是建立在什麽思想上的呢?人們小心節水,不少隻是為了防止流出更多的人民幣而已。而對那些有的是錢或不在乎錢的人來說,水又算個什麽東西?所以,在驚人的水耗麵前,除了抬高水價還能有什麽更好的調控手段呢?
這讓我想起泰國,每年的11月26日(泰曆12月15日),是泰國民間的“水燈節”,這天,泰國人都會用環保的材料,製作一盞精致的水燈,然後跪在河流或湖邊許願漂放。人們寄語水燈,表示他們在生活、工業上用水給水環境造成的破壞和汙染的歉意,以表達對水資源的珍惜和保護。水燈節是怎麽回事?我沒有去深究。但泰國人以這種深情、感恩的方式,對於養育我們的水環境和水資源,表示人類的懺悔和歉意,卻令我感動。相形之下,跟滿心慚愧的泰國人比起來,我們是不是更該懺悔啊?我們太缺少一顆反哺感恩之心了。
我們的有關部門,除了提高水價,是不是也該給我們一點更有益的啟示呢:當我們有天用錢再也買不到水,人類的出路在哪裏呢?顯然,發動民間組織,建立類似泰國“水燈節”那樣的古樸的溫潤的祭祀文明,有助於喚回民間的根的意識,提示人們愛水,愛地球,愛家園。
要體驗“缺水痛覺”
鄧海建(江蘇 教師)
“節水”在意識而不在製度,這是世界通識。這當然不是說製度設計對節約水資源意義式微,而是在磅礴的全民節水意識麵前,製度力量可以忽略不計。成都人均水資源量為620立方米/年,遠低於平均值。今年1月21日,岷江上遊都江堰水文站出現了1938年以來的最小流量54立方米每秒,重現期達百年一遇。難怪專家說,不從現在起提高節水意識、建設節水型城市,下一個無水吃的城市,恐怕就是成都了。節水道理人人懂,但問題是:在“汙染”和“浪費”的雙重能耗下,“水是生命之源”內化為市民的共識了嗎?
有個成語叫“無關痛癢”,我們不妨來看看這幾個數據:四川大學水利水電學院的學生進行了一項與水有關的問卷調查。對於“您了解成都市水環境汙染情況嗎”這個問題,有57.5%的市民選擇“不太了解”;對於成都市水環境汙染防治相關的法律、法規,有50%的人選擇“完全不了解”……沒有對成都水資源稀缺性的感同身受,再是階梯水價也不能把水價調到黃金價去罰出“無關者”的痛覺來。因此,培養市民的“缺水痛覺”遠比“拯救成都稀缺的水資源”來得迫在眉睫。譬如一個人感冒了,他會很長一段時間知道多穿衣服保暖的道理,但父母溫和的提醒和關懷有時是經常被忽略的。一句話,“缺水痛覺”是最好的“節水教育”。鬆花江水質汙染導致哈爾濱全市停水期間,市民感慨地說:“以前用水大手大腳,洗完臉的一盆水隨手就倒了。存水用完了,就隻能買水喝。礦泉水的價錢雖然不算太高,可畢竟是一筆額外的花銷,所以全家的節水意識都上來了,就連淘了米、洗了菜的水都知道攢起來,留著衝廁所、澆花。”
盡管不是出於製度安排,但那場曆史性的停水事件對市民的“缺水體驗”是銘心刻骨的,很多市民說“一輩子不會忘記”,而這當中生成的“節水意識”遠甚於任何形式的宣傳號召。我們當然未必需要依葫蘆畫瓢地去刻意停水,但是,在我們一應溫和而缺乏“痛覺”的節水教育中,也應該有一些事關市民切身利益的“缺水痛覺”表達出來了,不然,“紙上得來終覺淺”的道理真能糾偏得了浪費水資源的行為慣性嗎?
學習澳大利亞節水
林克(浙江 醫生)
相關資料顯示,全球水荒更加嚴重。近30個國家麵臨水資源危機,10多億人口沒有清潔飲用水,每年有2500萬人因缺水或飲用不潔之水而死亡。與中國一樣,澳大利亞也是一個缺水國家。2003年以來的連年幹旱造成許多農場歉收、牧場關閉。城市用水更為緊張,悉尼和布裏斯班等城市曾拿出淨化的“隔壁鄰居衝廁之水”供市民品嚐,準備用淨化後的城市汙水作為居民的飲用水。
保護水資源和節約用水是“人水和諧”兩個重要方麵。澳大利亞的一些做法值得一提。2005年,澳大利亞聯邦和地方兩級政府投資近4億澳元,著手將遍布全國的1.6萬公裏開放性輸水渠道陸續改為封閉式輸水管道。這一措施每年將減少水資源蒸發和滲漏930億升。為鼓勵節水,澳大利亞政府水資源管理部門近日向每家每戶發放節水手冊,介紹家庭節水措施。措施一,幫助居民更換節水型水龍頭和淋浴噴頭、安裝流量調節器,以減少用水量。同時,水資源管理部門還幫助居民更換抽水馬桶水箱,將8升以上的水箱更換為6升;措施二,安裝生活用水處理係統,將洗澡、洗衣等生活用水回收再用;措施三,安裝蓄水罐,回收利用房頂雨水。這些措施行之有效,得到居民的廣泛支持。
節約用水僅靠措施和鼓勵還很不夠,必須製定嚴格法規,強製執行。澳大利亞法律規定,從2006年起,所有新建住宅必須安裝比傳統標準節水40%的供水係統。澆花園、草坪必須使用經過水資源管理部門核準的節水型噴頭,而且要手持噴頭澆水,不得使用無人看管的噴淋係統。居民洗汽車隻能擦洗,不得噴洗。經過實施,居民用水量節約30%-40%左右,足見法規的強大威力和效力。
節約用水,人人有責。謀求人水和諧需要每個人都應把節水當作關係到生命安全、關係到社會發展、關係到子孫後代的大事加以重視。用水加思索,節水見行動。隻要每個人在打開水龍頭時有水荒意識,隻要每個人在用水時注意節水,水資源短缺問題定能得到解決。
樹是人水和諧平台
劉之何(湖南 公務員)
人水和諧問題實質是人與自然和諧的問題,這個問題離我們看起來很遠,其實非常近。既是世界性問題,也與我們每個人休戚相關。世界普遍出現的暖冬現象,南極出現融冰現象,以及全球十大“最受傷大河”長江排第二,成都也早就進入了缺水城市,這都是人與水不和諧的現象,這些現象的背後,一是汙染沒有得到應有的控製,二是環境沒有得到應有的保護。實現人與水的和諧,治汙節水當然重要,植樹護樹更是根本。
關於樹的作用,有一個很好的答案是:印度加爾各答農業大學德斯教授對一棵樹的生態價值進行了計算:一棵50年樹齡的樹,以累計計算,產生氧氣的價值約31200美元;吸收有毒氣體、防止大氣汙染價值約62500美元;增加土壤肥力價值約31200美元;涵養水源價值37500美元;為鳥類及其他動物提供繁衍場所價值31250美元;產生蛋白質價值2500美元。除去花、果實和木材價值,總計創值約196000美元。從這個研究情況來看,無論是水土涵養、淨化環境,還是其他作用,都直接或間接指向了環境的保護,有利於從根本上解決人類目前麵臨的水問題。
事實上,長江出現的這種情況,與我們的大樹被大量砍伐是分不開的。據老人講,過去長江中上遊到處是參天大樹,改革開放後出現了兩次大破壞,一是分田到戶時,有些地方把山上的樹砍光了。再一次是大規模城市化和基礎設施建設,也砍了很多大樹。大樹被大量砍伐,直接造成了人與自然關係的緊張,水的問題也由此產生。
我倒覺得,我們應該反思的是,不是古樹價值幾何,而是我們對古樹的態度。從某種意義上講,我們對古樹的態度,就是我們對自然的態度。有時候我們用大自然的犧牲換了一點點利益,或許在不久的將來,我們將加倍地失去。早在100多年前,恩格斯就告誡人類不要過分陶醉於對大自然的勝利,“對於每次這樣的勝利大自然都報複了我們。”
廢除部門“立法”不能缺少評估
九木(成都 評論員)
北京市將探索采取直接委托、公開招標等方式,將法規規章草案交由中立的專業人士或者組織起草,以避免製度建設中的部門化傾向(3月26日《法製日報》)。
目前的政府部門“立法”的製度被公眾批評已久,因為它很難擺脫部門權力的影響,很難避免部門利益法製化的衝動。這樣的批評是有數據支持的。近20年來,人大通過的法律中,75%—85%是由相關部門起草的。過去,一些行政部門的收費項目往往處在不公開或者“欲說還羞”的狀態。立法主要依靠部門後,一些部門把種種部門利益通過立法形式合法化,盡可能擴大審批權力,在立法中自主和隨意設置收費項目,處罰項目多、彈性大。根據《2005年中國經濟普查年鑒》顯示,2004年我國工商、質監、城管、消防、交通等政府部門收費達9367.67億元,這些收入絕大部分沒有進入財政預算,50%左右沒有進入預算外資金管理(2006年11月21日《21世紀經濟報道》)。
北京探索廢除部門“立法”,由立法機構、專家學者組成的中介立法機構起草法律文本,確實是避免部門利益法製化的根本,采取直接委托、公開招標等方式,也是提高立法公正性的重要途徑。
需要指出的是,現在我們的許多部門被委托“立法”的重要原因是立法機關希望法律質量得到保證、法律可操作性得以加強。廢除部門“立法”也會產生法律質量不高,操作性不強的弊端。對此,我們要有必要的應對。
古希臘亞裏士多德給法治下了一個定義:“法治應包含兩重意義: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,而大家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製定得良好的法律”。廢除部門立法等於說過去我們的法律離“製定得良好”尚有差距。北京市的探索對避免部門利益法製化確實有很好的示範意義,可還不能保證製定出來的法律是“良好的法律”。如果能夠同時建立一個立法的評估製度,在立法前,對法規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等方麵的影響進行評估,立法後對立法效益進行評估。客觀的評估結果,作為下次修訂法律的重要依據。這樣的評估製度和廢除部門起草法律的措施,由立法機構、專家學者組成的中介立法機構起草法律文本的新辦法,通過信息公開、公眾參與、專家谘詢等新途徑一起發生合力作用,才能夠真正確保法製建設的科學性和公正性。這樣的“良好的法律”才能被大家服從。